內容簡介 　　

    在《野火集》問世二十年後，龍應台突然又像當年那個「小紅帽」闖入黑森林一樣，面對她所熟悉的混沌而微妙的局面。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似曾相識的一切又重現。不同的是，二十年前天真的「小紅帽」，如今是華文世界一名久經風雨的堅定而睿智的公共知識份子，而這一次，她闖入的是二十一世紀初年的中國大陸，是歷史的進步、停滯、甚或倒退同時發生著的中國大陸。

　　如炬的目光，獨立的人格，使龍應台的文章讀起來氣勢磅礡，力透河山。

 

選載

 

民主大道四公里――為香港人喝采

 

從灣仔到中環

　　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氣候史上據說是一百二十年來最熱的一個七月一日。三十五度的高溫，加上揮發不去的熱帶濕氣，使得這一天的香港像一個沒有排氣孔的紅火騰騰大蒸籠。 人在街上走看，棉衫濕搭搭黏在身上，汗水鹹鹹流進眼睛，毛髮在蒸發冒氣，額頭發昏，兩頰發燙。

　　人們是有備而來的:白色上衣、短褲、球鞋，頸間一條毛巾擦汗，背上一個背包裝水。做 父親的把孩子扛在肩上，做母親的推著嬰兒車。最多的，是三十歲上下的男子，臉龐還有年輕人線條分明的稜角，眼裏卻透著一種篤定和安靜。香港人的平均年齡是三十七歲，一眼望去， 彷彿最典型、最能代表這個島城的香港人在同一個時刻全走出了家門，走到了街上，讓你看見。

　　人潮像一條坦坦蕩蕩的大河，像一灣沉沉鬱鬱的火山岩漿，緩緩流動。

　　走了三公里，到了金鐘，道旁景觀一變。紅紅綠綠的招牌――「西貢湯河」、「宗親總會」、「氣功推拿」、「美心西餅」……突然變成現代摩天高樓――太古廣場、力寶大樓、中國銀行、匯豐銀行、長江集團中心、萬國寶通銀行，而這七一行走的終點，是政府總部。四公里路，從充滿底層市民生活色彩的灣仔，經過象徵資本主義和強勢全球化運作的中環，到突起在山崗上往下俯視的、代表統治權力的政府，我發現，啊，這條遊行路線本身難道不就是一個明明白白的宣言嗎?

香港人的「冷」

　　我在羅馬看過幾萬人反戰的遊行，在莫斯科看過數十萬人要求民主的遊行，在東柏林看過上百萬人要求民主統一的遊行，在北京看過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遊行，在臺北看過大選前大選後的造勢和抗爭集會，沒有一個城市的集會遊行像香港這樣靜，冷。

　　羅馬的遊行有嘉年華會的熱鬧;人們跟著熱情的音樂節奏邊跳舞邊行走。莫斯科和東柏林 的遊行像颱風來襲前刻的沉重抑鬱，一觸即發前的緊張凝聚。北京的八九遊行有一種狂喜的等待、激情的盼望，和傳染似的同盟情感。臺北的集會，在選前是熱情澎湃，在選後是慷慨激昂。高音喇叭、尖聲汽笛和鍋碗瓢盆不足以表達心情的激越，加以擊鼓，加以敲樂，加以奮不顧身的吶喊狂號。

　　香港人，靜靜地坐地鐵而來。地鐵車廂中，從衣服、從背包上「董建華下臺」的貼紙，看得出一車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沒有人搭訕說話。到了維多利亞公園，靜靜地等候出發。隊伍經過教堂，有人發送礦泉水，送的人不說甚麼話，接的人也不言謝。人們肩並肩走在街上，除了時不時幾聲「還政於民」的呼喊，卻並不拉幫結派、交頭接耳，不唱歌，不起鬨，不喧嘩; 原來就互不相識，現在也不特別熱絡。各走各的，好像專心在辦好一件事情。走到終點政府大樓前，也沒有特別的激動。事情完成，轉身去找冰果店，然後坐地鐵回家。地鐵車廂中，滿滿是「四公里同志」，但是沒有人搭訕說話。靜靜地，回家。明天又是一天。

　　即使是「六四」十五週年的燭光集會，有人垂淚，有人默一反，但是沒有激越。香港人「冷」 得出奇。但是，你能說他「冷」嗎? 「冷」的人會在華東水災時做那樣熱烈的人道捐款嗎?「冷」的人會在六四時那樣認真執看地組織救援嗎?「冷」的人會在臺灣大地震時那樣慷慨地解囊付出嗎?

　　「冷」的人會在三四十度的高溫下一語不發地埋頭走完四公里路嗎?

　　香港人表現得那麼「冷」，其實心裏有著巨大的熱情。那份表面上的「冷」毋寧是一種羞 怯或者內斂。令我思索的是:香港人作為集體之不善於表露感情和殖民的歷史有沒有關係呢?

 

公民社會，於焉而生

　　我認為是有的。

　　一個集體若是善於表達感情，通常是由於這個集體已經「練習」了很長的時問;集體內部 所屬的「分眾」――經濟階層不同、利益和主張不同、文化養成和價值觀不同、歷史認同和信仰不同的種種小團體，經過長期的溝通或爭吵、對峙或合作，已經彼此瞭解、相互影響，從而逐漸發展出一套彼此都熟悉的對話、相爭和互動的模式，這時「分眾」同時成為有共性的「大眾」，也就是一個懂得如何表達感情的集體。譬如臺灣人臉紅脖子粗的激昂爭吵，看起來只是不加思索的感情衝動，其實團體和團體之間非常清楚要用甚麼樣的語言動作、甚麼樣的明示或暗示，能打動甚麼樣的群體。因為有長期而密切的互動，臺灣人逐漸變成一個很善於表意的集體。

　　香港卻一直是一個分眾社會，由無數個小圈圈組成，圈圈之聞相當疏離。以英語思考的菁英和大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有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知識菁英和街市裏買菜賣菜的灣仔小市民之間，好像互不相干。灣仔的小市民和深水涉的大陸新移民之間，儼然又是兩個世界。商人主宰著社會政策，卻又和所謂社會有深深的鴻溝。

　　水靜，才能流深，香港卻一直處在浮動的歷史中。中國一有戰亂，人就湧進來;戰亂一過， 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後奔往更嚮往的西方。太多人將這裏當作跳板或客棧，無數的移民流出去，又有無數的難民流進來;移動中的「分眾」一直沒有足夠長久的歷史時間沉澱，「練習」互動，從而變成有共識的「大眾」，有默契的集體。殖民者為了統治的便利，更不會樂意去培養一個有共識、有默契的民間社會。

　　香港人作為集體所流露出來的羞怯和內斂，其實反映了他的歷史路程。帶著這樣的理解來看，此刻正在發生的遊行，就有它石破天驚的深層意義了。北京或許不會「還政於民」，零七零八年或許不會有普選;特區政府或許仍舊短視而無能，商人或許仍舊強勢治港，但是香港的民閒社會會發生不可回頭的質變:它一向彼此疏離的「分眾」小團體透過持續的抗爭或協商， 會逐漸地認識彼此，摸索出一套對話、相爭、互動的模式，公民社會於焉而生。

 

「我是香港人」

　　我們其實已經看見一個雛形:在遊行隊伍中，除了政治團體之外，有很多大大小小非政治 團體的參與――性工作者團體、工人團體、婦運團體、外籍勞工團體、反財團壟斷團體、宗教團體、文化保護團體、環境生態團體……向北京要求權利的政治訴求固然是主要的共同的大旗，但是在組織過程中必定會產生兩個「副作用」；一個是香港人的權利自主意識會逐年加強，另一個是，各個「分眾」小團體從不斷的摩擦和接觸中學習到協商和對話的民主操作技術，從密集的來往中又加深了對彼此的認識和信任。這兩個「副作用」其實正是民主運動的核心目標，意義極其重大。

　　從這個角度思索，那麼七一之前所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愛國論」突然的高揚使 人們看清了自己今日的歷史處境;廣播名嘴的封咪事件使人們清楚知道自己害怕失去的是甚麼;普選權被剝奪使人們明白自己應該堅持的又是甚麼;「核心價值」的提出以及所引發的辯論是任何一個公民社會躲不掉的靈魂探索;劉千石和司徒華的路線分歧凸顯了策略的多元以及辯論的必要;「六四」集會的八萬人彰顯了香港人的道德立場:…

　　而今年的七一，沒有去年二十三條的刺痛，北京又不斷在接近七一的日子裏講動聽的話; 「希望香港陽光更燦斕」，碰碰酒杯，拍拍手，對準鏡頭笑一笑。但是五十萬香港人證明給世界看的是:他並不依賴外面的刺激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棍子不能嚇他，胡蘿蔔不能哄他。

　　所以七一的五十萬人，與其說是香港人想告訴北京「我要甚麼」，不如說是香港人終於用 最明確不移的語言，自己告訴了自己:「我是甚麼!」香港人或許還沒有充分的論述和深掘的史觀來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是走在七一大道上的人們，即使一言不發，從心底浮起的每一吋驕傲和感動都在加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每一個腳步都在證實自己和這個島城的命運同體。這不是一九九七年來第一回，這是一百六十五年來第一回。

 

從「皇后大道」到「民主大道」

　　道路收窄，隊伍稍頓了一下，我剛好站在一條白色的大橫幅下面，轉過身來讀橫幅上的大字:「香港無民主，統一沒希望」。幾個中學生自我身邊走過，隊伍又動了。這是皇后大道中。

　　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進入軒尼詩道，轉皇后大道中，到政府總部，四公里。短短四公里卻是香港人百年民主之路石破天驚的起點;維多利亞女皇早已不再，軒尼詩總督還要紀念幾年?所以，董先生，為甚麼不把這四公里改名為「民主大道」?

 

寫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沙灣徑二十五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