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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發布者 cosmos 12/06/2018 好文共賞,
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孫立川
 
1949年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分水嶺式的紀年,大批的上海商人、國民黨的政要、電影家、作家及各式人等從水路、空路、陸路蜂湧而南來香港。而據港大學者鄭宏泰所撰《香港棉紡世家:識變、應變和求變》,很多上海的企業家、商業巨子並不是到了1948年以後才一窩蜂而來的。早在二戰結束之後不久,就有不少紡織家族巨賈就已移師香港。當然,南來的文人也有不少,如梁羽生、金庸,饒宗頤等則是1948年前後就來到香港的。一批左派文化人北上參加新中國建設去了,另一批文化人卻南下香港了。徐訏、曹聚仁、高旅、羅孚、金堯如、李輝英、曾敏之等也或早或遲地來到了香港。他們後來被文學研究家稱為「南來作家」,跟去台灣的「渡海畫家」張大千、溥心畬一樣,頭上都烙着個出身於大陸的印記。
劉以鬯先生生於上海,三十歲時移居香港,以當編輯及賣文為生。他來香港後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是《天堂地獄》。整整過了十二年,他才出版了長篇小說《酒徒》,這是1962年10月18日開始在《星島晚報》副刊上連載,一年之後才付梓出版。《酒徒》是他的成名作,可說是他的半自傳體的第一部長篇。
筆者來香港之後,就住在北角的一個小房間中,覺得空氣常常是潮濕的,因而也常常想起劉先生在《酒徒》中所說的「潮濕的記憶,現實像膠水般黏在記憶中」的句子。他在第四章中以散文的筆調將他個人經歷過的時間及地方調色成一段個人的記憶,頗有點新感覺派的味道。在最後一段,他寫道:
「輪子不斷地轉。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飛路的情調。天星碼頭換新裝,高樓大廈都有捕星之欲。受傷的感情仍須燈籠指示。方向有四個。寫文章的人都在製造商品。拔蘭地。將憎惡浸入拔蘭地。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北角,如今是福建新移民的落腳之地,但在五十年代初,大批的上海人則以北角為首選之地。各行各業的上海人都來到香港,據出版界前輩所說,幾乎所有的印刷廠家的老闆都是上海人,技師也是上海人。去印刷廠當學徒的,如果不懂得聽上海話,你就會被炒魷魚。
有一次與也斯兄聊天,他說北角曾是許多作家生活過的地方,金庸的報社、劉以鬯先生等都住過,他也曾住過。然而,除了還有不少的上海理髮店還艱難地生存着之外,北角早就沒有《酒徒》所說的「霞飛路的情調」了。但是,記憶仍存在於潮濕的空氣裏面。
上海與香港,在文化上是有着血緣般的關係,中西合璧、海派文化的餘緒似乎都這樣地在浸着咸味的氛圍中湮染開來。這些「潮濕的記憶」沉淀在他的腦海,時不時撩起他的思緒,因而也從他每日爬格子的筆尖滲透到小說的字裏行間。
二十多年前,因文學之緣而認識了劉以鬯先生,總覺得他永遠都保持着上海文化人的習慣,西裝骨骨,梳着整齊的髮型,鍾意飲咖啡、吃西點、品嚐美食,談吐文雅,對西方文學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對內地、香港的文壇更是如數家珍。讀他小說,似乎可以看出他的濃濃的上海情意結。
因而,我相信,他的人生中前三十年該是上海使這位作家孕育了文學的基因,而他的家庭非富即貴。
大概是三、四年前,因編選《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系列,又與劉以鬯先生的交往也多了起來。
有一天說到他的家教,我才知道,劉以鬯先生出身於一個英語流利的華人教師之家。他的父親劉灝,字敬如,祖籍浙江鎮海,乃是老同盟會員,於1925年擔任黃埔軍校的英文老師兼蔣介石校長的英文秘書;他的大哥劉同縝則為宋美齡女士的英文秘書,直至1949年經香港移居巴西之前。而劉老(原名劉同繹),字昌年,1941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想當年,他也是上海灘上美少年,且是運動健將。他常常提起:「我是聖約翰大學籃球代表隊,我們常出外去與人家比賽哦!」搞不好,對頭都是洋人的球隊。他能身體長壽,也得益於他長期的體育運動才能吧——我忖度。
「那時我們家就在法華區的江蘇路上,離靜安寺很近。抗戰勝利後,我從陪都重慶回到上海,又回到我的老房子住,以後辦『懷正出版社』就在我們家樓上。那時,也常看到張愛玲他們這些作家在這一帶出沒的,很平常的事。」
「那老房子還在嗎?」——我問
這一問,就問出了下面這段尋屋的故事。據易明善教授撰著的《劉以鬯卷》第三章所介紹:1946年夏,劉老的老朋友徐訏從美國回到上海,對劉以鬯先生想創辦出版社的設想與計劃十分讚賞,徐訏一口答應將他的長篇小說《風蕭蕭》(附《風蕭蕭》書影)交給劉以鬯出版,他甚至搬到了出版社來居住。
出版社的住址在上海大西路與憶定盤路交界處附近,門牌號碼為江蘇路559弄99號A、B棟。這是兩幢三層一體的花園洋房,但是結構、式樣完全相同,兩幢相對獨立,三樓有過道相連結。這兩幢花園洋房,是抗戰以前劉以鬯的父親專門買地為他們兄弟倆建造的。這兩幢花園洋房院內有假山、水池、草地、花木扶疏,環境清幽,確實在是一個讀書、寫作和做文化工作的好地方。(圖1)(附「懷正出版社」房子照片)
 
 
「徐訏應劉以鬯的邀請搬到出版社居住,他稱讚這裏舒適、安靜、有濃鬱的文化氣息,徐訏還特地把魯迅贈給他的墨寶,錄李長吉詩句的一幅橫條,掛在客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魯迅錄李長吉詩句是『金家香弄千輪鳴,楊雄秋寶無俗聲。』在出版社的業務開展以後,經常有作家和文友們在這裏聚會,他們談創作,說出版,氣氛親切而熱烈的。而劉以鬯與住在這裏的徐訏,多次在客廳商酌出版社的不少事情,出版社的名稱,就是他們在這裏反覆商量、討論後決定的。」(《劉以鬯傳》第三章「創辦懷正文化社」)
劉以鬯以他們家號「懷正堂」命名為「懷正文化社」,取其有浩然之氣之意,徐訏也表示贊同。出版社遂在上海灘異軍突起,出版了徐訏的《風蕭蕭》、《燈尾集》等,許欽文的《風箏》、熊佛西《鐵花》、劉盛亞的《水滸外傳》、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牛全德和紅蘿蔔》等四部創作集、豐村的《望八里家》、王西彥的《人性殺戳》、施蟄存的《待旦錄》、田濤的《邊外》、李健吾的《好事近》、戴望舒譯作《惡之華掇英》等等。以「劉以鬯」這個筆名主編的「懷正文藝社叢書」就這樣陸續出版,集結了抗戰勝利後一批文學作家,成為上海灘上的一道文學風景,而發行人「劉同縝」就是劉以鬯的大哥,即這所劉宅B棟的房主。(附:懷正出版書目複印)(圖2)
 
 
1948年正是南京政府風雨飄搖的年代,金圓券所帶來的物價飛漲,民生凋零使得社會動盪不安,懷正文化社也難以為繼了。劉以鬯先生遂南來香港,以文為生。據他對筆者所述,父親劉敬如先生早於1944年就逝世了。懷正社人去樓空,只留下劉以鬯先生的母親與大哥,翌年,大哥劉同縝也帶着宋美齡女士的印鑒及有關文書來到了香港,將有關印信交付給蔣夫人使者之後,他就攜家眷移居南美,後客死於巴西,(劉老的侄兒Louis Lou遵父囑將B棟的房產權也交給了他的叔叔劉以鬯全權代理)。而劉老的母親就一個人留守這幢大屋直至上海解放。當時的街道委員會代表政府對老太太說:「你一個人住這麼一間大屋也甚不方便,不如我們幫你找間小一點的房子吧」!聽說她先遷居去了愚園路,後來因生活上乏人照顧就搬回浦東老家去住,也在那裏終老了。
而劉以鬯先生自1948年由滬來港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過上海。直至1994年才第一次回滬,他㩦太太羅佩雲女士去江蘇路重訪舊居。五十年彈指一揮間,上海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劉先生伉儷沒費多少周折,就找到了當年的舊居。關於這次重回舊居,劉老在2002年5月9日寫的《回家》一文中這樣說到:
在香港住了四十多年,我懷着深厚的感情重回老家。
回到家門,意外地見到鐵門的石柱上掛着一塊學校的牌子。
這是星期日,鐵門關閉。我摁着門鈴,一個白髮看守人走來應門,睜大眼睛對我凝視片刻,用微抖的聲調問:
「找誰?」
我說:「這是我的家。我是屋主。」
我邁步朝裏走去。白髮看守人不加阻攔。
進入舊居,見到的東西很熟悉,也很陌生。底層的出版社已變成學校的校務室;客飯廳已變成課室。我走上二樓,摸着樓梯的扶手好像緊握親人的手,暖烘烘的。二樓的房門全部緊閉,我無法見到房內的情形。我走上三樓,雖然臥室與書房已變成課堂,我仍能從房門、鋼窗與天花板上感到家的溫暖。
站了十幾分鐘,捨不得離去也不能不離去。我緊握樓梯的扶手一步一步走下熟悉的梯階,走出旁門,走到鐵門邊,見到那個白髮看守人,我提高嗓音說:「這是我的家。」
白髮看守人搖搖頭,用輕細底微的聲音說:「這是學校。」
但那不僅僅是他的舊家而已,它曾經是上海四十年末一家影響頗大的文學出版社的所在地,在這個文學重鎮中,曾經出版過多少中國作家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上海灘上的一所老宅子,劉家二代人,都與老民國的許多往事繞在了一起。
 
2018年4月杪寫於
香江穆穆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