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載 |
第一輯 海隅心
共享收穫的喜悅
——《香港短篇小說選（八十年代）》序
一、給文學碩果一方展場
去歲謝世的小說家、雜文家高旅先生說過，評論是要挨罵的。我想，由於性質相近，編選文集，大概不會有更好的遭際。但年前，我竟鬼使神差的接受了剛做完的這份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給散結於乏人保存也不易收藏的報刊上的文學碩果一方展場，以供觀摩，不如說是為了償願。幾年前在一家出版社策劃香港小說年選時，有過另籌十年選的念頭，而八十年代是我居港四分之一世紀中惟一頭尾完整的十年，也是與香港文學接觸較多的歲月，得益理應回報。
主要利用業餘時間，零蒐碎集，便聚成這裡的二十一篇。二十一位作家中，今年四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十三人；六十歲及以上的五人，四十二歲及以下的三人。女性十二人。在香港出生的八人。祖籍廣東的十四人，福建的三人，遼寧、江蘇、浙江、台灣的各一人，均為香港永久居民；其中已分別移居法國、澳洲、加拿大、台灣的共六人。入選的小說，最長的二萬八千字，最短的千五字；萬字或以上的十二篇，五千至九千字的六篇，四千字以下的三篇。內容涉及香港社會的十八篇。除二篇在台灣發表外，也都先見之於香港報刊。
二、咀嚼創作者的銳敏與深沉
本書選進的佳構，雖然囿於篇幅，未能在蘊含上照顧周到，然而就汰選出來的部份言，在下列諸方面依然頗堪咀嚼，在在說明了創作者的銳敏與深沉。
1、遙接關懷人與社稷的前風
他們矚目廣遠，筆下遙接前賢關懷人與社稷之風，作品：
或指出人性的善惡。辛其氏的《真相》寫一對孿生姐妹由小到大的對立。聖善的姐姐一再忍讓鬼惡的妹妹，最後自己的男友受不住妹妹引誘又死於妹妹的鐵鎚下，她還要「用行動表示」對妹妹的愛，「把這件不幸事延攬到自己身上」。歐陽子認為，這篇小說「潛伏＃相當份量的基督教意識；從某一角度看，亦可解為一篇宗教寓言，引申為魔鬼的邪惡挑戰，神的愛和寬宥，基督之揹起十字架，代擔別人的罪」，但最深而且最終的主題則是「善與惡的鬥爭，靈與肉的交戰」<1>，甚是。
蓬草的《翅膀》是謙善、溫柔的出版社美術設計師阿木的故事。他純厚無爭、與眾不同，最盼的是看到別人臉上，出現一個友善的笑容，那將會比窗外的陽光，更令他快活，不幸這一切「已不再為一般人所保有或重視」，而那些心思複雜的同事既憤憤不平於阿木「竟然比一般人快樂」，又「為自己的舉止感到羞愧」。於是，阿木被稱作「瘋子」，並且茶裡給放了安眠藥，他喝了在辦公時睡去，被與妻子剛吵過架、正在氣頭上的總編輯解僱。這惡果雖非同事初衷，可事情發生了，大家竟不知如何補救。阿木丟職翌晨悄悄回到寫字樓，為未畫完的一隻鳥添上另一隻翅膀，「讓它可以高飛」。然後，有人看到，在一個明媚的春日，阿木和他的妻子揹＃大背囊、推＃裝滿書和畫的木頭車，笑＃走向遠方。阿木與同事的「不同」遠不如《真相》的姐妹倆嚴峻而尖銳，但作者欣賞的寬容態度，卻將怯懦、醜陋的那同事的非善行為狠加鞭撻，一樣震撼人心。
《真相》為求逼真，用了第一人稱；而倒敘開頭，穿插回憶，懸疑處處，則引人入勝。實情是到了第二部份倒數第三節，即全篇十二節的第十節才和盤托出，確非等閒功夫。《翅膀》為求冷靜，用了第三人稱；末段以「又及」語調出之，看似順帶，卻是神筆，阿木的敬業樂業、志向遠大，藉此彰顯。
或揭示社會的隱憂。例如，反映治安不靖的，有陶然的《平安夜》；披露新移民姐弟倫常畸變，透視他們生活在新環境中的艱難的，有顏純鉤的《天譴》；指出大人褻瀆了對孩子關懷、養育的責任的，有葉娓娜的《惟一的一個（外一題）》。
《平安夜》再現一起停車場劫案的過程。犯案者是炒金欠債、鋌而走險的青年，遇劫的少婦汪春霞是富商太太。作者通過對汪的心理活動的細膩刻畫和車廂內兩造時而緊張時而和緩的對白，交待了人物、營就了波瀾，同時也為結局時汪關乎信用的「直感」預作鋪墊。陶然把這件不平安的事置於平安夜的時空下展開，既有反諷意味，也有利於情節的延宕、過渡和對這另類「損有餘以補不足」個案的合理演繹。而《平安夜》歌聲的迭出與首尾呼應，正可謂切合其時、餘音裊裊，足見作家構思的謹嚴。
《天譴》的表面是描繪一起倫理醜聞，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那悲劇背後，除有性心理的課題，還有居住環境逼仄、社會關懷欠奉乃至親情軟弱、迷失等問題,這就賦予這篇作品以「富礦」的特質，鼓勵探討和開掘的興趣。顏純鉤是捕捉生活細節的能手，手到拈來安排得各是其所，輔以親情的追憶、咀嚼，叫你不能不覺得他的敘述極有說服力。值得一提的，還有作者的遣詞造句。像寫弟弟心神不寧，著意突出「絞手」；寫「我」在快餐店進早餐，切下的蛋白竟如同與弟弟同住的房裡窗簾上貼＃的白背心碎片；都令人接目銘心。而像末段那兩個簡勁的句子，也並不罕見。小說自始至終都是「我」在傾訴，現景與昔景交錯，前因後果漸次明朗，心理刻畫紋絲不漏。
《惟一的一個（外一題）》提出了為人長輩及父母者的錯失：或是言而無信：或是口出謊言。孩子自是沒有辦法，等得累了唯有睡覺；知道被騙也只好「垂＃頭，木無表情」。但孩子到底比大人純實，雖然聲調是「蚊一樣」而且「含含糊糊」顯示不滿，也還是聽話的當街「唱起他的歌來」。他媽媽的謊言被戳穿了，居然還笑著對李阿姨說：「你看現在的小孩有多鬼靈精。」我不知道，孩子聽了會不會在心裡嘀咕：「這些大人有多……」豐子愷認為，這世界變壞，都是大人的過；葉娓娜用取自現實的這兩則小小說作證，她遣「惟一」一詞入題，似乎暗示了孩子們的「孤獨」，那些自私、不負責任的大人可曾驚覺？
小說再現的都是過程。在《惟一的一個（外一題）》這過程極短暫；在《平安夜》稍長一些；而在《天譴》則曠日持久。內涵的厚薄深淺，一般來說，並不與過程的長短絕對成正比，像上述三篇，映照的無一不是社會大問題，只是巧妙不同而已：陶然是張弛有度，提心吊膽的過程中透出一點人情味；顏純是沉重無盡，畸情於血光裡輻射社會的不周全；葉娓娜是舉重若輕，稀鬆平常的育兒話題借孩子言行的自然合理反應，在每一位不粗疏的大人讀者面前；帶出了關乎家庭和社會教育乃至「今天怎樣做父母」等問題的反省。
或描繪風土人情，予人複雜人生的回味。海辛的《最後的古俗迎親》在個時代變遷、汰舊難免的主題。正式發表於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一週年的這篇作品，若讓人感覺到是作家對這個歷史大事的回應，那也是正常不過的事。一方面是曹大誠這個在外十七八年的「沒根的浪子，一定要回來尋根」；另一方面是曹的父母生前安排的「古俗迎親」終於要「在古村演出最後一次」，這就把「必然」和「無奈」結合起來了。論者稱此作極富香港色彩<2>，我以為這「色彩」固然源於那不變的、有聲有色的傳統風情，卻同時也發自正在嬗變的現實。人生的不居難料、逆勢無由，於茲亦可見一斑。
在港生活逾半世紀、筆耕近三十載的海辛，以寫實為職志，他落墨時的重鋪敘尚情節、善察細微洞觀變局、注意他成長於斯生息於斯的城市如何發展的特點，在《最後的古俗迎親》裡也一一呈現。
或聯通今古文明，謳歌人際及人與自然的交流。這方面有難得一見的《電話與長繩》。詩人舒巷城與友人通電話後，聯想起有關電話和談話的經驗、李白的詩句及李杜的友誼，強調樸素、自然的「生活交響曲」之不可或缺，冀望現代科技在以致之，遂即興虛構當夜寫成這篇別致的作品。作者慨歎李白「想像力之豐富而多姿」，其實他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小說中遄飛的想像啟迪了對於拓展生命空間的美好追求。
小說只有三部份：憶往日家居無電話時的熱鬧、平日給友人打電話「行文簡潔」見面才「有滔滔不絕的長江語」，憧憬電話的神通廣大、無遠弗屆為第一部份；第二部份以李杜的交往為經、李白的心願（正好與第一部份「我」的憧憬相呼應）為緯，把人對彼此溝通的嚮往視為「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的心事，強化了主題；末部的兩行「後記」是對前二部的串綴，拉出了「想像力」這個詞，提點了副題中「即興」的本質，也使前二部之間留下的「空隙」獲得了充實。
或回歸自然，記錄體認生命的過程，讚美生命的原始強力，為應付現代社會的精神危機提供良策。投稿時編輯看走了眼，結集後卻迭獲口碑的吳煦斌的《牛》，寫二男（童、我）一女（荑）結伴旅行一週的始末。目的（探尋洞穴原始壁畫）是到了第七日才道及，而後遇險，在這非常時刻「我」有所自省，論者認為這旅程有象徵意味<3>，正點出了它的價值。「童是天的孩童，他失去言語時仍是舒坦」，一路上全情投入，積極承擔，發現壁畫時入迷沉定，簡直忘了身在何時何世，脫險後表示還要再來；荑熱情美麗，心儀於童，一路上懷抱「更美好的祈望」；「我」則敏感於周遭發生的一切，一路上觀人察己，有＃追求的願望，卻往往「浮蕩於痛苦與美好的事物之外，自覺乏力、落寞，有所憂介和嚮往，又不知如何參予」<4>。三個人的表現不妨看作三種有代表性的生活態度，卻也是那旅程象徵意義的具體折射。浮躁的城市人，興許可以從作品中（特別是小說的第七節）感受到作者的善意。
如果說小說中豐富的動植物學知識、洋溢大自然氣息的旅行過程的描寫，得力於作者早年的科班訓練以及留美時在夏甘巴沙漠做實驗、在海洋研究所攻讀的心得，那麼她之以牛為心向物、為刻繪的要角，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她所受的教育告訴她，牛是忠實、堅忍、力量、勇敢和生生不息的標誌；她所受的中國現代作家（尤其是雄強生命的歌者路翎，這在《牛》第一節下半部有過暗示，那份剪報說的就是這位「七月派」小說重鎮）的啟發提示她，生命源於造化，也可在其中淨化與維持；還有，她生於牛年，大概也扯得上一點干係。這是「向叢林與荒野尋找題材」<5>的少數香港作家之一，她的披荊斬棘，無疑是要替生命找回它的本色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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